某个周末出门时，老父亲跑到我房门口，特意叮嘱：“开车除了驾驶证，也别忘了带汽车行驶证，我好像看到你放在门口的储物柜上，待会出门可别又匆匆忙忙给忘了。”
闻言我立即点了点头，心里反复默念“行驶证”三个字。可等到出门，开出一段路后，却猛然发现：糟糕，行驶证真忘带了。明明听的时候记着，转眼便抛之脑后。我只好掉头往回赶，一路咬紧牙关，仿佛车轮碾过的不是柏油路，而是自己那颗因懊悔而蜷缩的心。
其实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忘带证件、走错路、说错话，不过是生活里的褶皱。但返程路上，我的胸腔却像被塞满未剔除籽的柠檬，酸涩与苦涩交织。自责的念头不断翻涌：“如果当时认真检查包”“如果一直把证件放车里”……这些“如果”像一根根细线，将现实中的失误编织成一张名为“内疚”的网，越收越紧，勒得人喘不过气。
未被消化的负面情绪会像酸液般逐步腐蚀身心，去年体检报告上的数据像一记闷棍，让我第一次正视这种内耗的代价。成年后的我，似乎总被这样的内疚感追逐。买贵了东西，懊恼没用优惠券；开会发言后，反复推敲是否措辞不当；甚至周末多睡了一小时，也会责怪自己“虚度光阴”。这种自我苛责的惯性，像极了幼时打碎碗碟后母亲那句“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的叹息。
我试图对这种莫名沉默的内疚感追根溯源，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我们这类人身上都烙着“小镇做题家”的集体印记。记得高三那年，我因月考数学少填了个“解”字导致丢失了2分而痛哭整夜，只因为班主任曾经说过“高考考场上一粒灰尘都可能改变命运”。这句话便成了嵌入骨髓的刺，以至于二十年后，我仍在为“双十一”购物时没用上最佳优惠而失眠。
这种焦虑并非个例。2021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90.6%的受访青年在成长中遭受过打击式教育，59.7%的人因此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潭。
中式教育中，“完美”是一道隐形的标尺。父母常以“为你好”之名，用否定与纠正替代包容。正如由沈腾和马丽主演的喜剧电影《抓娃娃》中，富豪父母编造谎言控制儿子，将“成功”与“吃苦”强行捆绑，制定好所谓绝对正确的路线，一点都不允许孩子有“越轨”的可能。
而在2024年播出的真人秀《我家那闺女》中，演员卢昱晓弄丢钥匙时，她母亲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没有责备，只有安慰与解决问题的引导，甚至其母亲还会在镜头前为自己的女儿维护：“因为我的女儿的重心和才能放在演艺事业，（所以）肯定在这方面要欠缺一些。”卢昱晓面对这种被大多数小孩认为是终极噩梦的情景时，也没有担惊受怕，焦躁不安，反而只是淡然地笑一笑，打趣自己说，我从小到大在这个家门口已经蹲过无数次啦。让人不由地感慨，“原来犯错是可以不被骂的。”
这两种鲜明的对比，折射出两种家庭模式：一种是“服从定向”，强调对权威的顺从与对失误的零容忍；另一种是“对话定向”，允许情绪流动与试错空间。美国学者提出的“家庭沟通模式理论”中，后者被认为更利于人格的健全发展。只可惜，大多数人成长于前者——当父母将焦虑与完美主义投射到孩子身上，内疚便成了刻进骨血的应激反应。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反刍思维”，即反复咀嚼过去的失误，如同困在迷宫中寻找并不存在的出口。我曾试图用物质填补这种空洞：买昂贵的护肤品，报名健身课程，甚至效仿社交媒体上的“疗愈指南”，给自己写“允许犯错”的便签。然而，当快递盒堆满角落、便签纸褪色卷边时，内心的匮乏感依旧如影随形。
很显然，物质的丰裕无法治愈精神的贫瘠，真正的“重新养育自己”，则需要打破“错误即耻辱”的认知枷锁。
当意识到这点时，我决定重新做一回自己的“理想父母”，让改变从一些“不完美的样本”开始：网购时放弃比价直接下单，故意在读书会分享有争议的观点，允许自己周末一整天无所事事地睡觉玩耍，不做任何自己曾经认为有意义的安排。当同事打趣“今天怎么没带三色笔做标记”，我才惊觉自己已能笑着回应：“留点空白给灵感呼吸。”
现在，我仍会在忘带行驶证时心跳加速，但不再用“猪脑子”咒骂自己。取而代之的是打开车载音响，让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淹没机械女声的导航提示；做糖醋排骨不小心烧糊时，便跟家属自嘲是“焦糖风味创新菜”；导航导错路时，索性停下车看一场意外的日落。这些微小的“纵容”，像在干涸的土壤里埋下种子。渐渐地，我理解了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话：“孩子的成长本能就是充满混乱与挑战的。父母的任务不是消除混乱，而是创造一个容纳它的环境。”
当然人是不可能完全消除内耗情绪的，毕竟有时候情绪是自发的，难以控制的，可是现在的我已经学会，当内疚感来袭时，我便想象自己是一个刚学步的孩童——摇摇晃晃地向前，摔倒了，便拍拍灰站起来，对着身后那个严苛的“内在父母”说：“你看，就算搞砸了，天也不会塌下来。”
（作者为广东河源国企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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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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