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当前，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各种生产与生活场景的应用层出不穷，推动人类社会以坚实步伐走进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数字社会呈现出一系列全新特征，其开放性、网络化、平台化、去中心化以及算法黑箱等都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社会新现象，但也带来了理论概括的迷茫与困惑，这要求我们以新的视野和范式进行认识与理解。当前，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应当重新回到经典社会学家当年所面对的相同议题：在数字社会中，社会何以可能？社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是什么？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形成的基本逻辑何在？社会演进运行的根本动力机制何在？
数字社会的主体：数字连接与虚实身份
只有人与人连接互动，才能够形成社会。数字时代的社会连接呈现出一系列全新特征，完全超越原来空间与物理媒介对于社会连接的限制，呈现出电子化、网络化、计算化与智能化的基本属性，让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世界上任何人相连，形成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三类连接方式并存交融的情形，带来了万物相连与时空穿透共同催生的数字时代“连接泛在”的格局，从根源上改变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形成过程。
相互连接的个人的交流互动，流动的是信息与资源，带入其中的是个人的身份与角色。在数字社会中，个人的社会身份突破了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自由穿梭，形成了独特的双重虚实身份。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社会身份主要依托于物理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和角色扮演。而在数字社会中，数字技术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人们可以脱离物理限制，在其中构建全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虚拟身份并非现实身份的简单映射，而是具有独特的形成逻辑和表现特征。在虚拟空间中，个人可以摆脱现实社会中的身份束缚，自由选择昵称、头像、个人简介等信息，塑造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这种建构过程充满了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了个人对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义。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和流动性使得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虚拟身份，并在不同网络社群中扮演不同角色。多元分化的身份结构，突破了现实社会身份的单一性和稳定性，为个人提供了更丰富的身份体验。
但虚实双重身份并非简单复制，亦非彼此完全割裂，而是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交错关系。虚拟身份既源于现实身份，又反作用于现实身份，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共同构成数字时代个人的完整社会身份。虚拟空间为个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释放压力的平台，人们可以在其中尝试不同的角色扮演，弥补现实生活中的遗憾和不足。例如，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网络中可能变得健谈开朗；一个现实生活里默默无闻的人可能在网络世界中成为意见领袖。然而，虚拟身份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等因素也会影响个人在虚拟空间中的行为方式；在虚拟网络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当然受到现实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制约。线上线下行为的虚实互构，形成了数字时代社会连接的拓展性后果之一。虚实身份的二元共生，为个人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数字社会关系：以注意力为核心
在传统社会理论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分解到时间、熟悉程度、互惠交换和情感等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固定的互动模式，建立持久的社会关系。
数字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将社会互动信息转化为比特形式的电子数据，逐渐消解了传统社会关系中的时间、空间和熟悉程度等限制因素，改变了以往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首先，电子化的连接消除了时间障碍，使远程实时交流成为可能。时间成本的降低使人们不再受限于物理距离，社交意愿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核心前提。其次，数字平台使陌生人能够通过在线资料和社交动态了解彼此的兴趣爱好和经历，无需直接交流即可建立初步联系。这种低时间成本、高频率交流的互动方式，打破了传统社会关系中熟悉程度的限制。再次，情感要素也在数字化连接中流动。虽然数字通信技术难以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但其穿透时空的能力和多模态信息呈现功能，有助于维系远距离关系，甚至培育线下难以形成的情感纽带。例如，医患之间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远程非正式交流，不仅加深了医生对患者的全面了解，也缓解了患者直面医生的心理压力，构建出新型的数字医患关系。最后，数字通信技术还延伸到社会关系的物质层面，通过为人们提供资源共享渠道，促进了低成本互惠交换的实现，高效拓展数据与信息的应用服务。
数字社会中的数据和信息是无限的，但人的注意力总量有限。在数字时代，个人经常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不得不有选择地接收信息，屏蔽无关内容。因此，当数字通信技术消解了其他要素的成本后，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在连接泛在的数字社会，个体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内容的创造者和连接者，需要投入注意力参与数字信息场域，这就带来了有限注意力与无限数据之间的矛盾。个人如何分配注意力，成为接收数据信息、开展社会互动的决定因素。注意力的分配表现为对不同信息的关注时长、思考深度以及分享范围的选择，只有分配到注意力的社会关系才能得以建立和维系。换言之，社会关系的形成依赖于双方的注意力交互。个人投放给他人的注意力与接收到的反馈注意力，共同构成持久的社会连接。所以，如何分配注意力，决定了个人接收和传输数据的方式，进而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关系形成的主要机制。
数字社会结构：从消解到重构
社会结构是模式化、固定化的社会关系，在不断重复的社会互动中形成，制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在“连接泛在”的格局中，社会连接与社会关系的拓展具有近乎无限的理论可能，曾经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社交成本也逐渐被数字通信技术消解，而工业社会中的一系列社会结构也随之消解。
20世纪60年代，“六度分隔理论”广为流传，即世界上互不相关的任何两个陌生人的联系看似困难，实则至多只需要跨越6次社会连接即可完成。这一研究发现，充分彰显了社会网络结构蕴含的“小世界效应”，揭示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形成更广泛的全球社会至关重要。进入21世纪，另有社会学者使用电子邮件得出了相似实验研究结果。全球相连或者说促成全球社会关系，对于生活在前工业时代的人们来讲几乎难以想象；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社会连接形式，却使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如今，数字社会连接可以轻松跨越原有连接节点，连接任意两个个体。“六度分隔理论”所描述的全球社会的连接过程已经消失不见，原有的复杂社会网络结构已经为简洁的数字网络所替代。
与传统小农社会不同，工业社会大规模集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集约化高效生产，由此形成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社会关系的构成也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转变为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垂直分级的科层制逐渐成为组织现代工业生产过程的核心结构，能够高效无损传递信息，完成社会互动与交流。及至数字社会，数字连接泛在，信息传递更为高效更为便捷，原有科层体系的社会结构被大幅消解。在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物资运输公司使用智能调度系统取代原有的调度中心，物流信息通过电子通信直达一线配送人员，完全裁撤原有的中层管理部门，彻底改变公司组织管理架构。一个极致的例子是，超过1000万的外卖骑手，高峰时刻超过1亿外卖订单的工作量，两者可以通过数字平台精准直接相连。试想，任何一个依靠人工管理的科层制结构，都无法完成其中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任务。工业时代演化出来的社会结构，在数字时代举步维艰，面临转型；通过数字连接的人们将形成无中介节点、扁平化的社会结构。
数字生产与生活：以数据为基础
抛开抽象的概念，普通人在数字社会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是，生产组织过程与日常生活方式已在悄然改变。如今，网络相连的个人是生产数据的基本单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社会行为过程，可以清楚无误、无一遗漏地被记录下来，成为生产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基础性数据。数据直接进入社会生产，成为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数字时代的数据传送与计算变得极为便利与快捷，使得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对接更为精细准确，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供需匹配效率。
数字时代的一个典型生产组织形式就是平台经济。从根本上讲，平台是一种生成、提取、记录与分析无限增长的数据的基础设施，它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市场，而是形成一种可以将参与市场的多个群体连接起来的水平维度的结构，利用数字网络协调数字信息在特定群体间的流动，从而提升效率并带来效益。互联网数据企业本身作为一个平台，控制特定领域的相关数据，能够连接用户、生产与配送过程，并高效协调各个环节的活动完成经济交易，使得自己占据经济活动的策略性位置。数据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既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利润，也重构了后续利润分配的机制。这将对整个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技术让人们的生活更为便捷。如今的人们使用网络终端与世界相连，让人们的生活打破了时空限制，可以身处一室基本完成日常所需的一切。数字网络技术让人们可以便捷获取各种信息，更多了解自身之外的世界，信息沟通与社会互动并不必须发生在面对面的场景。互联网文化娱乐成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也由此形成了新兴的数字网络文化与网络价值观念。数字化的生物传感器以佩戴的方式收集个人生物生理与社会行动数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技术将个人与设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数字社会里特有的“数字化存在”。人们自我生产的数据，通过收集、整理、计算、分析等智能化处理过程，反过来进一步提升生活的便捷程度。简言之，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从日常细微处开始，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数字通信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带来知识传递与获取方式的变化。如今的青少年更多从智能手机与互联网获取知识，班级授课的传统教学方式——工业时代大规模面对面传授知识的组织方式——已经不是他们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更进一步可以发现，数字智能技术带来了社会化进程的改变：工业社会中由家庭、学校与同伴构筑起来的个人社会化过程，已经显示出由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
我们还看到，工业革命以来，机器替代了人力畜力，直接进入劳动生产过程，人们操纵机器完成更复杂的生产任务，形成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也由此产生了各种生产技能与职业类型。与此相比，智能革命推动人工智能替代人类脑力，智能机器将越来越多地代替人们的劳动过程。未来的劳动形态将是怎样的？人类社会前行的动力何在？这些都是关乎人类社会向前演进发展轨迹的重要议题。
数字治理：数据作为资源与权力
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已经快速拓展到整体社会的运行过程之中，深刻改变着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在数字政府治理框架下，数据成为新的权力资源，政府通过大规模数据收集整理、计算分析，能够更精准地监控社会运行状态，预测社会发展趋势，并据此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使政府能够从海量信息中提取关键信息，从而更准确地识别社会问题和发展趋势。
传统治理模式往往依赖于静态数据和周期性评估，而数字政府则可以通过实时数据监控和反馈机制，动态调整政策和措施。通过数据共享和协同平台，不同政府部门可以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资源整合和协同行动。这种基于数据的治理模式，极大提升了政府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为实现精准治理、动态治理和协同治理提供了可能，为现代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推动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的提升。当然，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程序正义、责任归属等新的挑战，需要关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科技伦理和算法公平等问题。
数字社会治理也成为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场景。数字技术为社会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网络调查等平台，使得公众可以随时随地表达意见、参与讨论、组织行动。公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参与网络讨论，推动政府决策。网络传播与网络动员已经成为公众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为跨地域、跨文化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虚拟社区、在线社群等新型社会联结方式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超越地理限制，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观或目标形成新的社会群体，构建数字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当然，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线上匿名性和流动、在线社群的碎片化等问题，会阻碍交流沟通，影响社会团结，降低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平性、包容性与有效性，这些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结语：数字社会研究呼唤新视野与新范式
由数据、算法和智能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正在重塑人类的存在方式与社会运行逻辑，形成全新的数字社会样态。显然，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需要新视野与新范式。
首先，这场技术革命改变了数字社会中人与人连接方式，带来新的社会关系模式，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也由此产生，而随之形成的是新的价值观念。这昭示着全新社会样态的形成，亦是社会研究的对象的改变。
其次，传统实证研究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在数字语境中遭遇困境。当人类社会行为转化为数字痕迹，智能分析成为常规流程，行为数据收集与分析已不再是社会研究的重心。社会研究的重心迎来两个方向，一是动机研究，亦即探究人们行为背后的起因与根源，这需要经过更为深层的访谈、观察与体验；二是探究数字痕迹的产生过程，运用社会神经感知体系、虚拟场景实验、复杂网络模拟、算法工程破解等方法，来勾勒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
再次，在人工智能全面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当下，留给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但这也正是人文研究的战略机遇。数字时代的心灵研究需要格外关注，那些触及人类本质的命题，构成了数字时代社会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
最后，数字社会研究本质上是对未来社会的探索。在这场社会转型中，数字社会研究者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作为冷静的观察者解析技术社会的运行机制，更要成为积极的建构者参与数字文明的规则设计。只有建构穿透历史并能够指导实践的社会理论，才能避免人类社会在技术狂飙中迷失方向，才能够逃脱韦伯所警示的“理性的铁笼”。所有这些都显示，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潜力巨大，也任重道远。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11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